杜士勇 李礽春

1919年11月30日，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蔡元培、胡适、蒋梦麟等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和北京女高师学生，共同发起为广西梧州籍的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召开追悼会。李大钊、蔡元培等人在《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》中写道:“……其家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者，牵制愈力，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。……女士只身万里，忧愤莫诉，积悲成疾，遂于本年八月十六日贲志以殁，遐迩咨嗟，同深惋惜。”

李超，出身于富裕家庭，少时聪颖，但父母早亡，无兄弟，两个姐姐已出嫁。女子出嫁，无法承袭父母家产，由堂兄继嗣，掌管家业。1912年，李超考入设在梧州的广西省立第一师范，开始接受新思想。由于其堂兄想尽早占有其家产，公开反对李超到外地读书，匆忙为其遣媒择偶，并多次催促其出嫁。李超一次又一次反抗、斗争，入读北京女高师。但是堂兄并未放弃对她的迫害，除了断其经济来源外，还声称“李家无此逆女”，用断绝一切关系等手段，逼其就范。原来曾同情、资助她的姐夫等，也被堂兄吓退了。

李超为了能继续读书，一方面省吃节用，又多方活动寻求支持。到北京后，李超入冬就染上了肺病。在事事不如愿的情况下，李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最后竟至吐血。1919年春，李超已沉疴不起，后虽经医院多方救治，终无法挽回年轻生命，后得同学、同乡捐资封棺，停放在一间破庙内。堂兄的来信居然说，堂妹“至死不悔，死有余辜！”

1919年11月30日下午，在石驸马大街，北京女高师从学校大门到礼堂之间，两旁树木和建筑物上都用素绢和白花装点，庄严而肃穆。在京的著名学者、社会活动家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蔡元培等，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全体领导人、北京大中学校代表，以及社会各界千余名男女,不顾严寒，怀着沉痛的心情到北京女高师，深切悼念女高师学生李超。会场的东侧扎有彩棚，中央悬挂着李超的遗像，上有蔡元培先生题写的“不可夺志”四个大字；左右摆放着20多个花圈，送来的挽幛、悼文多达300余份。

大会主席周家彦主持追悼会，全体人员向李超遗像三鞠躬后，宣读祭文。同乡李君报告李超简历和致死原因。然后，发起者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依次讲话，梁漱溟、黄日葵、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、张国焘和女高师学生孙继绪、陶玄等发言。会中，散发了胡适先生撰写的《李超传》和李超的照片:“觉得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，不但她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，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。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。”

陈独秀指出:“李超女士之死，乃社会制度迫之而死耳。社会制度，长者恒压迫幼者，男子恒压迫女子，强者恒压迫弱者。李女士遭逢不幸，遂为此牺牲！……但是，李超之死，在女高师当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”他认为:“盖皆中国数千年社会相治之恶习，不以为杀一女人，乃以为死一俘虏耳。……今日亟待解决之问题，非男女对抗问题，乃男女共同协力问题，共同协力铲除此等恶根性，打破此等恶习惯。如李女士、赵女士之悲剧，庶几不至再见。”

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代理学校长蒋梦麟称这个追悼会是“奋斗精神的纪念会”，称赞李超是“战死疆场”的勇士；号召“要用我们的生活，做一场奋斗，前仆后继，把这种恶家庭、恶社会，扫得干干净净。”

以做学问闻名的梁漱溟先生说:“现在重要的是怎样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的种种问题。有了迫切的要求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。”张国焘、黄日葵和学生孙继绪、陶玄等，声讨了扼杀人性的封建主义制度。

追悼会后的第二天，即1919年12月1日，胡适将《李超传》发表在北京大学的《新潮》第2卷第2号上。有一天，他在课堂上讲到：“《李超传》，比《史记》中的《汉高祖本纪》、《项羽本纪》还要有价值。”令学生咋舌。

《李超传》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后，掀起了“五四运动”后又一次学界波澜，直接影响到青年女子纷纷要求继承遗产、解除家长强迫的不如意婚约，以至于此后出台的《民法》亦规定，“除未满20岁的未成年人的婚姻行为，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外，婚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主决定，离婚条件平等，纳妾已属非法。”此时，学生们才真正明白胡适所言不虚：假如没有包括李超之死在内的新文化运动、持续不断的启蒙推动，很难实现这样的历史进步。

1919年12月27日，北京女高师学生应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邀请，在青年会演出以李超的遭遇编写、排演的六幕话剧《恶家庭》；28日，北京女高师学生及广西籍在京学生冒着严寒，到广西籍同乡等捐资为李超在宣武门外斜街购买的墓地里，为李超举行了先立墓碑、春节后再予安葬的象征性葬礼。

李超，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先锋，她的名字永远载入中国女权运动史册。

胡适作《李超传》